刘祖鸣:

2019-06-16 08:42 来源:中国贸易新闻

  刘祖鸣:

  东方汇  七是带头廉洁自律。万立骏指出,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在建设风清气正、有为有位的中国侨联机关上聚焦发力。

延安时期我们党以支部建设为重心,围绕组织功能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适应了复杂社会环境和主体利益多元对党组织的挑战,既提高了社会整合能力,也提高了党的领导力、凝聚力和号召力。宋秀岩在接受访谈时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风建设,特别重视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

  喀方致力于加强喀中战略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加大对喀投资,促进喀工业、农业、能源、交通、社会住房、新技术等发展。六、加强舆情信息研判,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当好参谋认真研究新闻界舆情规律,把握好“时、度、效”,及时跟进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和新闻舆论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升舆情工作的科学性、主动性和前瞻性,抢占舆论应对先机。

  持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人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

正是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构成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脉络。

    四是带头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勇担社会责任,多年来持续安排精品公益广告在重要栏目、重要时段播出达数百件,荣获多项国际国内大奖,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称赞和中央文明办的高度评价。业务工作方面,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突出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主业主课,着力培养对党绝对忠诚的党员干部队伍。

  案例征集活动得到中直机关各单位机关党委和地方各级机关党组织大力支持,共收到稿件600多篇,充分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机关党组织推动机关党建工作的创新做法、特色活动和实践经验。

  同时,也为在全社会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主要包括: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原工商业者,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眷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去台湾人员留在大陆的亲属,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

  他们在那火红的年代,艰苦岁月里,调集10万大军、苦战10年,用苦和累、智与慧、血和汗,用铁锤、钢钎,硬生生地在悬崖绝壁上凿出了全长1500千米的“人工天河”——红旗渠。

  东方汇克服支部工作的被动性,建立经常的工作计划、具体分工及工作检查。

  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出席会议并讲话。广大党员干部的使命意识、宗旨意识进一步强化,纪律规矩意识更强、干事创业劲头更足,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汇聚起强大的力量,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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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祖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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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嘉:解决“类住宅”关键在于土地市场化改革

2019-06-16 06:56:00 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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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李宇嘉:解决“类住宅”关键在于土地市场化改革)

李宇嘉

五一小长假之前,上海市发布了《关于加强本市经营性用地出让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办公用地不得建设公寓式办公,商业用地未经约定不得建设酒店式公寓等“类住宅”;土地出让合同要明确商办持有比例和年限,持有期内不得转让;经营性物业要明确长期持有的比例;社区或住宅配套商业要长期持有。

这并不是一个孤例。此前在3月份,北京和广州就曾发布打击“类住宅”的一揽子政策,从销售对象(仅限企业)、设计报建(限制最小分割单位)、暂停贷款、停止项目审批等几个死角,全面堵死“类住宅”的生存空间。

“类住宅”缘何泛滥,地方政府为何要果断出手呢?

首先,商业办公(有其城市外围)租或售,都存在资金回笼周期长、利润不高的问题,商办用地建“类住宅”,对开发商而言是利润最大化和尽快收回投资的选择。

其次,互联网冲击实体商业,大城市产业升级(现代服务业贡献率超过70%),商办空间需求明显下降,商办项目很难招商,土地也很难卖个好价钱。

再次,住宅项目要配给公共服务设施,教育、医疗类设施还要独立供地。对于空间逼仄的北上广等大城市来说,住宅项目对政府和开发企业的压力较大。而“类住宅”项目不仅不需要配建公共设施,还享受住宅溢价。

最后,近年来一线城市人口涌入,住宅需求旺盛。房价“上台阶”,限购政策强化后,不限购和价格较低的“类住宅”就应运而生。2016年,北京和上海类住宅销售均价分别为每平方米29770元和25700元,仅相当于同期商品住房均价的72%和56%。由此,“类住宅”火爆就不难理解。

尽管“类住宅”客观上有生存空间,也补充了住宅需求,但其最大的问题是违反了土地用途管制、城市分区规划,造成城市生活和生产功能混杂,人为降低用地效率,并导致“城市病”更加突出。目前,“类住宅”主要集中的城市外围,本来基本规划为商业办公的区域,却集中了大量居住人口,加重了配套压力。区域内小商小贩、私立学校医院散点式无序分布,从外围到中心区的各条道路和轨交、换乘站点拥挤不堪。另外,“类住宅”泛滥导致京沪等大城市人口和空间“紧约束”政策失效。

近年来,京沪等城市在人口、土地供应上,均采取“减量发展”的政策。但是,“类住宅”以其不限购、低价格优势,成为外来人口“扎根”京沪的选择,而人口增加也倒逼城市空间扩张。

出现“类住宅”乱象,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基于政绩的规划。基于区域形象和短期GDP及税收政绩考核的考量,城市各区都有出让商办用地、建设商业办公中心甚至CBD的激励,但外围商办招商困难、经营困难。笔者调研,京沪深城市外围区域,商办项目除一楼底商餐饮、儿童娱乐还算景气外,二楼及以上空置现象比较严重。

监管不严是另一个直接原因。住宅销售能更快地赚钱、更快回笼资金、配套压力更少,更易于让土地卖个好价钱,部分地方政府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开发商在规划报建和审批阶段便为今后切割改造留下方便之门,而批后用途监管大多形同虚设。

不过,“类住宅”乱象真正的根源还在于用地。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很快、人口迁入很快,工业和传统商办用地的单位空间产出效率下降,用地供应理应向现代服务业及需求更大的住宅倾斜。

目前,包括一线城市在内,我国大城市40%~50%的存量用地为工商业用地,住宅用地不足20%,而国际大城市刚好相反。原则上,土地所有者要追求更高产出和更高地租回报,工商和传统商办用地就会被现代服务业、居住用地所替代。同时,土地用途周期(最少40年)一般大于产业周期。互联网冲击下,产业由盛转衰或被消灭的周期也缩短了,客观上存在着调整土地功能的需要。但在我国,用地功能转换并无这样的市场化倒逼机制。

对此,各地需要对用地功能进行调整,对于涉及区域规划的调整须经政府审批程序,召开听证会,重签土地出让合同并备案;另一方面,用地功能调整涉及企业转制,转作住宅要补缴土地出让金,增加公共配套支出,但原用地主体很多是国企,转制困难、无力补缴地价,很多企业往往还希望“借地生财”,导致功能转换停滞。

于是,城市外围就批出了大量工商业用地,而原有工业、商办也难以盘活,导致住宅用地紧缩,也由于外围工商业“不经济”而导致“类住宅”泛滥。

因此,解决“类住宅”,一方面在于刚性的存量土地盘活机制,以地均产值、就业人口为刚性指标,建立划拨类工业用地和园区腾退红线,触及红线的工业用地和园区一律收回;另一方面,应加快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减少地方政府基于短期经济和业绩考虑的用地行为;最后,要加快推进制造业去产能,腾出无效占地。(作者为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责任编辑:王旭杰_NO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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